一、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

“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是指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对于经济体量较大的国家而言，都希望保持一定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也是很多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初衷。

目前，我国对外汇市场的管制还是相对严格，零售市场交易要符合实需原则，即对真实合规需求背景的要求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存在的风险及对策，批发市场则受到结售汇综合头寸管理的限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型开放经济体而言，实行完全的资本管制也是不现实的。

首先，我国央行将“保持货币的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目标，需要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来有效吸收内部冲击，保持人民币对内价值稳定，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可以作为一个价格变量来有效吸收外部冲击，保持人民币对外价值稳定。因此，在人民币汇率保持较高弹性的情况下，可以稀释对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降低外部环境调整可能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利率平价条件下，汇率是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之一，在人民币弹性汇率充当外部冲击吸收器的情况下，央行汇率政策可以变得更有针对性。综上所述，为了实现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目标的协同，央行需要同时增强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独立性，在遵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维持一定的规模外汇储备作为保障，并逐步消除外汇干预对基础货币的影响。

目前，我国央行对汇率制度的表述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人民币汇率制度归类为其他管理浮动，表示货币当局以各种方式公开或隐蔽地对市场汇率进行干预，可以说与浮动汇率制度仅差一步之遥，浮动汇率制度定义为没有中间汇率，汇率基本由市场供求决定。没有一个确定的或可预测的中间汇率路径。

一国实现浮动汇率制度是货币被认可的必要条件，世界排名前四位的美元、日元和英镑均实现了自由浮动。未来走向独立浮动汇率制度，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选择，这就需要央行能够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来创造积极的环境，这与央行外汇市场预期管理目标是一致的，两者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

伴随“走出去”、“国际国内双循环”等政策的实施，以及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的不断拓展，人民币国际化正在不断向前迈进。而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人民币汇率必然会随国际国内金融局势波动，也必然需要在人民币汇率波动中不断增强央行独立性。因此，央行能够有效进行外汇市场预期管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注重前瞻性指引引导汇率预期

前瞻性指引实质是一种带有附加条件并兼具预期管理性质的承诺规则，通过前瞻性指引来实行预期管理以引导市场对未来通胀、利率等政策预期，使市场预期与央行目标靠拢，从而代替传统的货币政策，以“廉价”的方式改善通胀和产出缺口，避免无关的经济基本面因素扰动，使得金融市场预期更为贴近现实。

前瞻性指引最初是为解决零利率下限，但是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公众具有经济能够复苏的信念。如果公众相信经济将会复苏，前瞻性指引能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否则公众没有信心预期经济复苏，前瞻性指引就可能会失效。

从主要央行的实践来看，前瞻性指引主要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开放式指引，货币当局给出未来政策调整的定性条件，但是具体时间安排模糊；二是时间依赖性指引，货币当局明确给出未来政策变化的时间节点时点；三是状态依赖型指引，货币当局根据经济运行状态设置相对应的货币政策短期目标。

可见，前瞻性指引的优势在于注重与未来货币政策调控举措相结合，通过明确的量化指标、恰当的前瞻性指引和充分的沟通机制，有效地引导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以实现政策目标。在金融市场往往存在“预期惯性”，比如股市中永远避免不了的就是“追涨杀跌”，这会造成金融市场呈现周期性波动。

我国外汇市场存在异质预期，也由于金融市场本身固有的顺周期性，较难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均衡汇率，这也是监管者进行跨周期调节的核心因素。而前瞻性指引作为预期管理的最新理论和实践方式，是为了消除市场中的非理性因素，只有改变了市场参与者的预期，跨周期调节才会成功，实现管理者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市场异常波动就会减少。

央行人民币汇率预期管理的方向，应该建立常规性的汇率预期调查制度，增进货币当局与市场主体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建立能够与金融市场实现有效沟通的系统性机制，增强汇率政策前瞻性。

三、增强外汇干预与沟通协调配合

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制度来看，通常在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央行外汇干预的频率较低，一般通过汇率沟通的方式影响汇率波动和趋势，而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则一般通过设立汇率浮动区间，或者中间汇率来稳定汇率，外汇干预通常在规模较大、跟随汇率趋势、以基本价值为导向时更容易成功。

当以汇率沟通方式配合传达汇率政策改变时，汇率沟通对外汇市场的影响才会更强。未来人民币汇率在高度市场化以后，更加灵活性的汇率机制会带来更高的汇率波动性。因此，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程中央行应该在外汇干预的基础上辅以汇率沟通，以提高引导汇率预期成功的可能性，单纯依靠外汇干预负面作用和机会成本较高，而汇率沟通的短期效果有限。

外汇干预可以通过提前“预警”的形式进行，即在汇率沟通无法扭转汇率预期的时候，提前公布具有前瞻性的外汇干预方式、路径、规模等信息。例如，设置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阀值，央行在可接受的容忍度内不会干预外汇市场，或者央行承诺在经济指标达到某个水平前保持汇率政策水平不变等等，这样有利于外汇市场参与者形成确定性汇率预期。

同时，在汇率沟通方面，应该加强书面沟通的能力，因书面沟通相比口头沟通效力较弱，可以起到“提醒”的作用，做到“见之于未萌，识之于未发”。书面沟通可以在预判外部冲击到来之前进行，需要更具专业性和实用性。例如，预计国内外经济形势会发生重大变化时，通过“窗口指导”提供有关书面文件来指导外向型企业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促进使用外汇套期保值产品，以加强投资者教育。

其次，正如央行发送信号的内容存在显著差异一样，各国央行对汇率沟通工具的选择也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央行可以从众多的沟通工具中做出适合选择。例如，发送方的信号是由委员会发送还是由委员会成员个人发送，这反过来又可能影响信号的精度。当货币政策委员会或其代表发出信号时，必须选择适当的内容、时间和渠道。

因此，央行进行汇率沟通，在配合外汇干预，稳定人民币汇率波动时，要选择合适的时机、人物和方式，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外汇市场参与者对于官方“轻重缓急”态度的预期，影响人民币汇率预期引导的有效性。最后，央行在汇率沟通中需要注意外汇市场的预期异质性，观察政策意图是否得到了充分理解。

以汇率沟通为主的预期管理不在于重复“喊话”，而是在于“讲理”，对于专业投资者应当以专业的口吻进行对话，而对待普通公众则以通俗的语言进行诠释。这样，才能有效引导外汇市场形成理性预期，树立“风险中性”理念，避免产生赌徒心理。外汇市场参与者真正意识到政策意图，理解汇率或许已经“失调”或“超调”，引导其自发规避外汇市场风险，从而降低市场非理性因素。

外汇市场本质与股票、债券、数字货币等金融市场一样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存在的风险及对策，均具有“追涨杀跌”的顺周期性，央行需要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同时加强逆周期调节，更多发挥外汇市场主体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引导微观经主体树立财务中性理念，不断完善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

另外，我国存在人民币在岸与离岸两个外汇市场，两个市场之间存在汇差，在汇率改革以后，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汇差有所收敛，但未来长期还会存在，两个市场升贬值预期不同将会扩大汇差，如果汇差长期过大，会成为国际投机者的“乐园”。因此，央行同样需要加强对于离岸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预期管理的影响力。